研究古器物，考古学家先分型、分式，固然完全符合程序，但不能用型、式将器物的本名遮盖起来。比如圆片状、当中带圆孔的玉器：边径比孔径大一倍的叫“璧”，二者相等的叫“环”，孔径比边径大一倍的叫“瑗”。其中璧可用于祭祀，《周礼·大宗伯》：“以苍璧礼天。”地位崇高。环和瑗一般只用作佩饰，用它们礼天可就大不敬了。然而有的考古学家在研究玉璧的专论中，竟将典型的玉环（大葆台M1:95）称作A型Ⅸ式玉璧。璧、环不分，玉礼器的等级就乱套了。本书强调文献与文物真结合，虽然保不住自己不出错，但至少在这方面投入了较多的注意力。

尽管强调引用文献，但从整个工作流程看，它还要向后放一放。编写这样一部书，第一步还应当是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已有的汉代文物资料，筛选出有代表性的标本，组成系列。构建起本书的基础是物，特别是那些能够与文献相印证的物。比如行船，古埃及人早就使用帆。而我国古代长期以浆划水而行。虽然汉代人写的《舟檝铭》中也有“相风视波，穷究川野”等似与用帆相关的说法，问题却定不下来。直到2001年，研究者举出帆船纹汉镜的实例，大家才形成一致的看法。再比如，汉锦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美的织物，但织汉锦是否已经使用多综提花织机，过去也没有明确的答案。尽管文献中曾说马钧将“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，六十综者六十蹑”，皆改为“十三蹑”，已言及多综；却仍未能完全取信于研究者。直到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出土了这种织机的模型，而且装着更便于操控的旋动蹑，在当时全球的纺织机具中大幅遥遥领先，其精巧的程度此前几乎无从想象，争议才变成了一致的称赞。这些情况都表明，有了确凿的实物，文献中的记载会随之被激活，问题也一下子可以拍板定音了。

秉持上述理念，我在本书中将汉代生产、生活等方面的事物，分成了100多个小题目，逐一进行考查。希望将它们的名称、来历和功用尽量梳理清楚，使之能成为史学工作者可以采信的资料。田野考古一线上的同行，由于常年在工地操劳，查找文献的时间不够充裕，本书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方便。再比如创作历史题材的影视或美术作品的艺术家们，因为专业不同，或对古代社会的具体情况不尽了了，参考本书，至少可以在设计汉代场景时少出错；不至于让卫青和岳飞之骑兵的装备表现得如出一辙，凭空将上千年的时光从历史中挤掉。对于一般读者来说，则可以通过它了解汉代物质文化之大致的面貌。有的评论认为，透过这本书中“一个个具体的文物资料的考述，可以对汉代物质文化的各方面情况获得完整而清晰的了解”。过誉了，愧不敢当。不过平心而论，这也正是笔者所追求的目标；虽未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同时通过这项工作，更可以看到汉代在物质文化方面有许多技术走在世界前头。造纸、针灸、丝、漆、瓷等人所共知的长项自不必说，还有一些不被经常提起、但确是汉代人的创造。比如耕田，要将耕起的土垡翻转，得在犁铧上加犁壁，此物是汉代人发明的。比如纺线，起先全世界多用纺坠棯线，汉代发明了纺车。织锦，有上文说过的多综提花织机。驾车，有先进的胸带式系驾法。行船，其上所装转向时起重大作用的舵，出现于东汉。冶铁，汉代更是一个大发展时期，不仅广泛使用铸铁，甚至还冶炼出球墨铸铁。这方面的例子很多。它们都是勤劳智慧之先民的功绩，且多已先后走出国门，普惠全球。其中发出的是爱国主义的强音，使我们今天更有文化自信，更加斗志昂扬地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业之中。

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，获得2014中国好书、第十届文津图书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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