惊闻孙机先生驾鹤仙游，书局同仁不胜哀恸！孙机先生是我国著名文物学家、考古学家，一生勤勉治学，渊博以专研，谨严而精深，在文博考古领域成就卓著。道德文章，海内宗仰。

先生曾将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与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（修定本）交付书局出版。此二书实为物质文化研究领域扛鼎之作，流布遐迩，惠泽学林。在图书出版过程中，先生缜密细致、审慎笃行之品格令书局同仁敬佩无已！音容宛然，痛何如之！谨节录先生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（修定本）后记，以志悼念。孙机先生千古！

孙机先生，2021年3月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在大兴县（今北京市大兴区）天堂河由原北京大学五七干校改成的“北大农村分校”当仓库保管员。库存从农具、水泵到显微镜、棉大衣，为数上万，办事的却只我一人。碰上搬运清点、入库上架，往往累得头昏脑胀。领导又发话：不论钟点，急用的东西都得能领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必须廿四小时都有人值守。但这里毕竟是学校，平素领东西的不多。墙上标出“仓库”俩字的这排房，经常显得满恬静。领导的话听起来仿佛是要我昼夜盯班，实际上连大白天也往往无公可办，如若不想对着锁得严严实实的柜子发愣，大可再找点事做。于是，久蕴于胸且已积累下不少卡片之关于编写物质文化的著作之想法，便提上日程，并随即形诸笔端。

按照对整体框架的设想，本书拟先从农业写起。可是没干多久，驻校工宣队的师傅忽然找到我，问：有人反映你这些天净熬夜，在鼓捣什么？我大吃一惊，连忙将刚完成的几篇写农具的小文拿出来，称这是结合自己搞考古出身的专业知识在学农，并照着图，连比划带解释。没想到师傅听了挺感兴趣，不仅没有劈头盖脸地批评一通，反而教育我要注意劳逸结合。堪称有惊无险，或曰化险为夷。这使我由衷地想把这位师傅尊为本书的第一读者，只可惜到如今连他的姓名也忘记了。

70年代末我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。大环境已变样，东风劲吹，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。馆里条件优越，这项工作得到了领导的支持，再加上有馆藏之众多的文物、大量的图书可资参考，使工作得心应手。到1985年末，终于完成初稿，之后又补充了一些插图，于1991年出了第一版。

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（修定本），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

起先在几乎完全不宜动笔的情势下，为什么全力以赴地去写这么一本书？自己也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。现在的年轻朋友也许会以为，其中包含着比如评职称之类动机吧，则纯属误解。因为把这种想法摆到当时的背景中，也未免太对不上号了。自己只是感觉这件事做起来兴味无穷，其他均在所不计。至于上面说的“久蕴于胸”云云，久到何时，倒有必要略作说明。

上世纪50年代在北大上学时，我最爱听宿白老师的课，爱读他写的《白沙宋墓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，为了治理淮河，在河南禹县（今禹州市）修建白沙水库。施工区域内发现了300多座古墓葬，宿先生主持发掘的3座北宋壁画墓最受关注。其中所绘墓主人饮食起居的若干场面，看来相当写实。宿先生更结合古文献，对壁画的内容一一剖析指证，使画中出现的事物，无论巨细，都变得既明朗又鲜活，知根知底，有声有色。此书被出版界认为是“中国历史考古学田野报告的经典之作”（文物出版社《〈白沙宋墓〉再版说明》），这一评价是中肯的。而所称“中国历史考古学田野报告”，措辞也很有分寸。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代的物质资料，年代跨度从上古直到近代之前。但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大不相同。在有些考古工作者眼里，史前时期更被看重，因为文明的产生、国家的诞生，都发轫于此时，研究这些大课题有可能出大成果，所以有一种说法叫“古不考三代以下”。可是史前没有文字，研究工作只能依靠层位学和类型学在分析排比中探索。而历史时期已积累下大量文献，有当时的人对当时之各种情况的记述。因此，历史考古学必须与文献史学互相渗透，才有可能将历史时期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说得深透。不过《白沙宋墓》囿于考古报告的体例，许多重要见解不得不分散地放在注释里，须来回翻检，前后比照。当时我就想，如果能追随先生的路子，在这方面写出一部有系统的专书，将片段结合成整体，该多好。

孙机先生在中华书局首届读者开放日与读者和媒体朋友交流

专书怎么写？开始只打算研究单一的某类文物，认为涉及的面窄，容易掌握。然而这时手头已经整理出眉目来的小成果不止一类，又舍不得把它们完全放弃；最后，只好扩大范围。时代呢？开始也想从宋代入手。但这里的好些问题宿先生的书中已经解决，而且宋代文献极庞杂，又恐顾此失彼。后来觉得汉代比较合适，花上点功夫，可以将现存之汉代文献通读，汉代文物又丛出不穷，二者相互印证、互为表里，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，有可能走进一条历览汉代之众生相的大画廊。

就这样下了决心。对于会遇到的困难也有了思想准备，特别是要求自己一定得遵循文献与文物相结合、真结合的原则。不结合文献，经常会连某些器物本来的名称也叫不出，张口就是“这形器”“那形器”，势必无从阐释其用途，又如何拿来作为历史的证据？而所谓“真结合”，就是要把文献真读懂。举几个小例子：汉墓中所出用玉片编缀成的装遗体的“玉柙”，也叫“玉匣”，即文献记载中的“椑棺”。椑与柙均读甲声，是同一个字之繁简不同的写法。有的研究者却置椑棺于不顾，迳指之为“玉衣”。其实古文献中说的玉衣是缀玉的衣服，与玉柙即“亲尸之棺”无涉。再比如，有的研究者称汉墓中墓主人头部覆盖的面罩为“秘器”，也错了。秘器是棺。棺在古代也叫“器”，或“棺器”、“凶器”、“秘器”；而面罩的正式名称是“温明”。为国家发掘古墓葬是考古学家的本分，玉柙和温明又都是葬具中的珍稀之品；这些不靠谱的叫法似不应在他们的文章中出现。不止这类“重器”，一些看似寻的物件如不知其本名，认识上也会出偏差。比如一种和铜炉配套的铜耳杯，常被视为温酒器。其实它的本名是“染器”。因为古人吃熟肉时要蘸热酱。“染，豉酱也”（《吕氏春秋·当务篇》高注）。染器即加热这类佐料的用具。又比如一种在中柱上带插孔的圆台，常被指为灯座。其实此物本名“熨人”，乃是支承熨斗用的，与灯了不相关。

研究古器物，考古学家先分型、分式，固然完全符合程序，但不能用型、式将器物的本名遮盖起来。比如圆片状、当中带圆孔的玉器：边径比孔径大一倍的叫“璧”，二者相等的叫“环”，孔径比边径大一倍的叫“瑗”。其中璧可用于祭祀，《周礼·大宗伯》：“以苍璧礼天。”地位崇高。环和瑗一般只用作佩饰，用它们礼天可就大不敬了。然而有的考古学家在研究玉璧的专论中，竟将典型的玉环（大葆台M1:95）称作A型Ⅸ式玉璧。璧、环不分，玉礼器的等级就乱套了。本书强调文献与文物真结合，虽然保不住自己不出错，但至少在这方面投入了较多的注意力。

尽管强调引用文献，但从整个工作流程看，它还要向后放一放。编写这样一部书，第一步还应当是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已有的汉代文物资料，筛选出有代表性的标本，组成系列。构建起本书的基础是物，特别是那些能够与文献相印证的物。比如行船，古埃及人早就使用帆。而我国古代长期以浆划水而行。虽然汉代人写的《舟檝铭》中也有“相风视波，穷究川野”等似与用帆相关的说法，问题却定不下来。直到2001年，研究者举出帆船纹汉镜的实例，大家才形成一致的看法。再比如，汉锦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美的织物，但织汉锦是否已经使用多综提花织机，过去也没有明确的答案。尽管文献中曾说马钧将“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，六十综者六十蹑”，皆改为“十三蹑”，已言及多综；却仍未能完全取信于研究者。直到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出土了这种织机的模型，而且装着更便于操控的旋动蹑，在当时全球的纺织机具中大幅遥遥领先，其精巧的程度此前几乎无从想象，争议才变成了一致的称赞。这些情况都表明，有了确凿的实物，文献中的记载会随之被激活，问题也一下子可以拍板定音了。

秉持上述理念，我在本书中将汉代生产、生活等方面的事物，分成了100多个小题目，逐一进行考查。希望将它们的名称、来历和功用尽量梳理清楚，使之能成为史学工作者可以采信的资料。田野考古一线上的同行，由于常年在工地操劳，查找文献的时间不够充裕，本书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方便。再比如创作历史题材的影视或美术作品的艺术家们，因为专业不同，或对古代社会的具体情况不尽了了，参考本书，至少可以在设计汉代场景时少出错；不至于让卫青和岳飞之骑兵的装备表现得如出一辙，凭空将上千年的时光从历史中挤掉。对于一般读者来说，则可以通过它了解汉代物质文化之大致的面貌。有的评论认为，透过这本书中“一个个具体的文物资料的考述，可以对汉代物质文化的各方面情况获得完整而清晰的了解”。过誉了，愧不敢当。不过平心而论，这也正是笔者所追求的目标；虽未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同时通过这项工作，更可以看到汉代在物质文化方面有许多技术走在世界前头。造纸、针灸、丝、漆、瓷等人所共知的长项自不必说，还有一些不被经常提起、但确是汉代人的创造。比如耕田，要将耕起的土垡翻转，得在犁铧上加犁壁，此物是汉代人发明的。比如纺线，起先全世界多用纺坠棯线，汉代发明了纺车。织锦，有上文说过的多综提花织机。驾车，有先进的胸带式系驾法。行船，其上所装转向时起重大作用的舵，出现于东汉。冶铁，汉代更是一个大发展时期，不仅广泛使用铸铁，甚至还冶炼出球墨铸铁。这方面的例子很多。它们都是勤劳智慧之先民的功绩，且多已先后走出国门，普惠全球。其中发出的是爱国主义的强音，使我们今天更有文化自信，更加斗志昂扬地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业之中。

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，获得2014中国好书、第十届文津图书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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